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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医药文化是其支流之一。自“神农尝百草”以来，中药的品种日积月累，时至今日，已达上万种之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版）收载常用中药材六百余种。
这些常用中药，看似姓“中”，实际上许多都曾经是外来药物，他们随着中国古代对外交流的渐渐繁荣来到中国。外来药物在经历了被中医药文化接收、吸纳和消化之后，他们的外来血统渐渐隐藏起来，变成了地道的“中”药材。有的甚至在中国寻找到合适的生长环境，落地生根，到如今已俨然一幅土生土长的姿态。
外来药，顾名思义，指来自中国之外的药物，经陆路或海路而来。外来药中以香料药材居多，故又有香药之称。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陆上丝绸之路以来，大量的胡药从西域而来。“胡”这个名称在古代中国专门指称中原王朝北方边境的邻人，到中世纪时，“胡”开始主要用于称呼西方人，特别是用来指波斯人。“胡药”则通常用来指称来自胡人居住地或经胡人贸易引入中国的药物。
唐代中后期，南方的海上贸易不断发展，海外药物经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的传入中国，五代十国时期波斯籍商人李珣著书《海药本草》，使外来药又有了“海药”的称法。而后在宋代，中国开始出现了大型的航海船，纷繁热闹的海上贸易给中国带回了更多世界各地的药物。各种外来药物大多沿用至今，在中医药和中国饮食中均担任着重要的角色。
外来药物品种和数量的变化
中世纪的远东，对于药品、食物、香料以及焚香物品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外来药物中，香料占很大的比例。以乳香为例，乳香在《圣经》和印度古医学著作《Charaka》中已有记载，是生长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及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橄榄科植物卡氏乳香树Boswellia carterii Birdw.及其同属植物皮部渗出的油胶树脂。乳香在西方主要用于宗教场合，常作香熏料祭拜神灵。
作为药材，则用于印度的阿育吠陀（Ayurvedic）医学和中国的中医。外来药在他们生长的本土有的仅仅作为贵重香料，传入中国后，在中药取材广泛的环境下，得到了传统中医对其性味功效的阐释，慢慢跻身于中药的行列，并在之后的岁月里，融合为中药大家庭的一份子。
外来药物的使用状况
唐代
唐人崇胡，外来药物融入了唐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信仰、饮食、美容熏香、医疗等。外来药物在唐朝人的心目中往往有着崇高的地位，唐朝的本草著作中，在比较本土与外来药物的效能时，常常认为本土出产的药物质量比不上外国出产的同类药优良。
宋代
外来药物在宋代，不再仅仅是达官贵人的奢侈品，也开始大量的进入了中下层平民的日常生活，涉及饮食、熏香、医疗等诸多方面。尤其是局方中外来药物的普遍使用，使外来药物进入中药化的时代。
从诃子（炮，取皮）、阿魏（细研，白面少许，溲，和作饼子，炙令黄，熟用）、补骨脂（炒香）、槟榔（酸粟米饭裹湿，包火中煨，令纸焦，去饭）等外来药物的使用方式来看，许多外来药物是经过工序颇为繁琐的炮制才入药的，而炮制是中药有别于西方草药与中国民间草药的重要特点，由此说明，这些外来药物已经被当做中药使用。中医药学家已经能从中医药的角度将外来药物用于临床，外来药物被消化为中药。即在宋代时，中国进入了外来药物中药化的开创期。
外来药物在中国的本土化
中国药用植物的栽培历史悠久，《诗经》中便有桑、芣苡（车前草）、白茅等药用植物栽培或生长的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后，葡萄、大蒜等许多外来的蔬菜水果开始在中国栽培。
外来药物的栽培历史相对而言要短一些。唐代仅有少数外来药物在中国引种栽培，《海药本草》中有96种药物明确注明外国产地，其中仅仙茅、余甘子、丁香有在中国生长的记载：“仙茅生西域。自武城来，蜀中诸州皆有。后唐筠州刺史王颜《续传信方》叙仙茅云：主五劳七伤，明目，益筋，力宣而后补。本西域道人所传，开元元年（713）婆罗门僧进此药，明皇（唐玄宗）服之有效，当时禁方不传。天宝之乱，方书流散，三藏始得此方。”
唐及五代，外来药方的传入使外来药物的使用增多，但外来药物仍以进口为主，很少在中国引种栽培。
宋代本草专著层出，其中苏颂编著的《本草图经》集历代药物学著作和中国药物普查之大成，详细记载了300多种药用植物的形态与产地。此外，《开宝本草》《唐本草注》等本草著作中也有一些外来药物在中国产地的描述。如荜茇、荜澄茄、白附子、沉香、没药、海桐皮等。
宋代时，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这些药材已经在中国找到了和原产地类似的生长环境生根发芽。这些外来药物在中国生长后，他们的生长习性和植物形态经仔细观察，也得到了详细的记录。
宋代外来药物的大量使用从某种意义上对外来药物在中国的引种栽培产生了推动作用。长此以来，这些外来药物的外来身份逐渐淡化，不仅是使用上，而且从产地上慢慢变成了地道的中药，外来药物的中药化由此得到进一步的推进。
海纳百川
许倬云教授在《万古江河——中国古代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中写道：“中国历史，是一个接纳多元的复杂体系——这样的形象，与中国文化中心论的观点颇为不同。中国文化的特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 。
中医是世界四大传统医学体系之一，其历史悠久，与中国文化如影随形。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中国文化有同样的特点。印度阿育吠陀医学、波斯医学等外来药方在唐代伴随着中国对外经济与文化的交流而大量传入中国。以外来药方为用药指导，外来药物在中国进入临床使用的繁盛时期，体现了中医药文化的容纳之量。
唐后迄宋，外来药物得到中医药学家对其性味功效的诠释，弥补了传统中药的不足，在中医临床上开辟了新的疆域。宋代中医将外来药物和传统中药灵活配伍、熟练使用，唐时昂贵的乳香等香药在平民中也应用开来，宋代的外来药物引种栽培亦略有发展，外来药物与传统中药的界限逐渐模糊，体现了中医药文化的消化之功，外来药物开始中药化。
与此同时，中医药文化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是有选择性的。波斯与印度传统医学中许多常用且疗效显著的药物并没有在唐宋时期传来中国，如：欧锦葵、母菊、欧芹、迷迭香、药用鼠尾草等。
中国仅仅选择了自己需要的那一部分，推想而知，其原因可能包括：与传统中药相比，该药物的功效无独特性；药物的使用方式或风味不被中国人接受；又或是药物的适应病症在中国鲜有发生。而疗效显著、功效独特的乳香、没药等外来药物则至今沿用。
外来药物的输入在唐宋时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使中医药文化的宝库更加丰富，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经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外来药物来到中国，补充和丰富了我国的传统中医药。外来药物的输入在唐宋时期达到鼎盛，尤其是外来香药，填补了中国本土芳香走窜类中药的空白，宋局方中应用广泛。发布在2016年11月21期的《中国中药杂志》上的《唐宋外来药物的输入与中药化》（作者吴孟华、赵中振，曹晖）通过整理唐宋时期外来药物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从唐宋时期外来药物的品种和数量、使用状况及本土化趋势等角度进行总结。
研究者认为外来药物自唐至宋逐步被给予了中药化的功效阐释，唐时昂贵的乳香等香药在宋代逐渐平民化，宋代的外来药物引种栽培亦略有发展，外来药物与传统中药的界限逐渐模糊，外来药物开始中药化。外来药物的输入在唐宋时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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