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东方维纳斯”之誉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已年逾80 ，但人们在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中见到的她依然光彩照人。作为女人，她天生丽质;作为一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她塑造了80多个令观众难以忘怀的角色;作为一位母亲，她赢得了世上更多的尊敬和爱戴。
然而，她却历经艰辛和磨难，她曾先后4次身染重病，开过7次刀，还得了肠癌，她惟一的爱子患有精神分裂症，除了按时给儿子吃药外，她还要为他洗头、洗澡、换衣，直到如今依然如此……作为一位久负盛名的艺术家，人们关注着她艺术人生背后的生命之重，她又有着怎样的人生信念和养生秘诀，本刊应读者之邀编发此文，诚望阅读者能和编者一样受益匪浅。
秦怡原名秦德和，1922年生于上海一个封建大家庭，1938年到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后又加入中华剧艺社，先后在银幕上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形象，上世纪30年代就与舒绣文、白杨、张瑞芳一起被称为电影界的“四大名旦”。建国后，秦怡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演员剧团副团长，在《摩雅傣》、《女篮5号》、《铁道游击队》、《林则徐》、《青春之歌》、《雷雨》等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打动了亿万观众的心。
秦怡尽管是大家闺秀出身，但生性善良而又坚强，无论在艺术表演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无不放射着东方女性的神韵。
年逾80的母亲，苦并快乐着
1947年，25岁的秦怡与著名的“影帝”金焰结为夫妇，翌年生下了儿子金捷。
金捷从小是个聪敏内向的孩子，特别爱读父母的剧本，还爱看母亲的剧照，从不惹父母亲操心。他乖乖地上学，放学乖乖地做作业、读书。秦怡夫妇二人忙自己的事业，常出国或到外景地拍片，一去就十天半月的。儿子无人说话，无人倾诉。性格内向的金捷不知如何排遣自己对父母的思念和牵挂，宣泄自己的孤独与烦恼。他渐渐地远离同学，原是班干部的他渐渐地不听老师的话了。他把家里的书乱涂乱画，涂画够了就撕，撕了就叫妈妈买书。秦怡发现儿子的行为明显反常了，才焦急地将他送进医院，结果诊断为患了急性轻度精神分裂症。
为了给儿子治病，秦怡走遍上海大小医院。经过治疗，金捷病情终于稳定下来。可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秦怡家遭到造反派的攻击，在疯狂的抄家和盘问中，刚刚病情有所好转的金捷又精神错乱了。
尽管医生告知，金捷的病很难再恢复，秦怡却从没有绝望。儿子病后，什么事都不知道做。她除了按时给金捷吃药外，还要给他洗头、洗澡、换衣。直到如今依旧如此。
精神分裂症使金捷变得喜怒无常、为所欲为。他常常会变着法儿地“折磨”妈妈。有时在家闷了便马上要上街，有时突然想到要吃这吃那。秦怡毫无怨言，有时陪儿子逛上几小时的马路，直到精疲力竭。有一次，金捷说要吃包子，秦怡马上冒着大雨上街排队买。
1978年拍《海外赤子》时，秦怡不放心金捷在家，便带着儿子来到了海南拍外景的地方。由于气候炎热，金捷病情加重了，变得狂躁易怒，动辄暴力攻击给他喂药的母亲。
外景地的拍摄是很辛苦的，每天秦怡一拍完戏就立即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赶到招待所，可身高1.80米的金捷一见到妈妈就打，每次都打在秦怡的头上。秦怡为了拍戏，脸要保护好，只好抱住头和脸弯下腰去，让儿子打自己的背。
几十年来，秦怡不知忍受了儿子多少次暴力，但她丝毫没有抱怨过儿子。她说：“是儿子给了我坚强和勇气。”
1983年，久病的丈夫金焰离开了人世。备受心灵打击的秦怡更加感到了生命之重。她曾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有勇气活下去吗?”可母爱的力量使她决心与命运抗争。
翌年春天的下午，秦怡带着儿子来到附近的衡山公园玩。儿子告诉她他小时候曾在这里画过树。
秦怡灵机一动，问他还想不想再画这里的树。儿子点点头。秦怡发现她找到了一个医治儿子疾病的契机。
秦怡记得金捷小时候就喜欢画画，儿子患病后画画的事便不再提起。为了使儿子重新拾起画夹，她请了一位画家教儿子画画。自己一有空总是陪着儿子到公园写生。
没想到金捷自从开始学画之后，病情得到了好转。他不但不再打妈妈了，许多事还自己动手。这使秦怡感到了做母亲的快慰和伟大。
随着年龄的增加，金捷患上了糖尿病和前列腺肥大，而且糖尿病很严重，每次饭前须注射胰岛素。为此，秦怡专门向护士学习了注射。
经过秦怡的精心照顾，儿子的病情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精神状态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绘画水平也大有长进。他不但能简单地料理自己的生活，还能体恤母亲。
秦怡70岁生日时，至亲好友一定要为她过生日，为她至今仍光彩照人活跃在银幕上、更为她成功的母亲角色而庆贺。这一天，金捷举着酒杯郑重地向妈妈祝福，嘴里冒出一句谁也想不到的话：“妈妈，我祝您健康，我以后再也不跟您乱吵了!”惹得大伙捧腹大笑,笑过又人人泪眼汪汪的，秦怡也用手帕不住地擦眼睛……
当天晚上，皓月当空，秦怡对坐在身旁的儿子说：“金捷啊，妈妈死了你怎么办?”他瞪了秦怡一眼，摇摇头说：“妈妈不会死的!”停了一下他突然又说：“妈妈死了我也死!”她看着儿子似混沌未开的眼睛，想着他的未来，禁不住悲从中来。
有人问秦怡：“秦老师，您都80了，您太苦了，是否考虑把金捷送往有关的护理院?”她微笑着说：“这不叫苦，这是爱，苦并快乐着。我如放弃儿子，那才叫苦，而且永远没有快乐。我想过把他送到护理院，但想想他哪儿不舒服，生病不知道说。如发烧，谁会天天去摸他的额头，如腹泻，谁会注意他一天去几次厕所，他又不知道说。再说现在又得了糖尿病，自己不知该吃什么，吃多少?想想还是不放心。”
在秦怡悉心的照顾、百般的呵护下，金捷总是穿得干净整齐，个子长得酷似父亲金焰，高大、魁梧、英俊，不与他对话看不出他是个病人。秦怡说：因他低能，我必须给他加倍的爱!
虽说低能，但金捷也知道妈妈对他好。只要秦怡在家，他总跟在她后面转，嘴里不停地亲热叫着“妈妈，妈妈”。一次朋友问金捷：“妈妈是什么样子的?”他说：“做啊，做啊做……”真是妙极了，寥寥几个字说出了秦怡为他呕心沥血操劳的形象。谁说金捷不懂事呢?
2000年5月21日，中国特奥世界行上海慈善晚会在上海市波特曼大酒店举行。国际著名影星阿诺·施瓦辛格除了向中国特奥会捐献了十五万美元外，又用两万五千美元买走了秦怡的儿子金捷的一幅画《衡山公园写生》。 施瓦辛格说：“秦怡是我崇拜的中国影星，她的表演真、善、美。同时她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为了弱智的儿子，她做了太多太多。”
动中取静的养生之道
在秦怡的艺术生涯中，她塑造的大多是命运坎坷、生活道路艰难的女性形象。而秦怡本人的生活、工作，也同样与艰苦和磨难结了缘。作为一个享有盛名的艺术家，秦怡的人生信条是：人要不怕吃苦，经得起磨炼和摔打，因为艰苦中寄寓着欢乐，艰苦中寄寓着希望。凭着这种信念，她一次次渡过难关，始终微笑着面对生活。
秦怡视体育运动为最佳健美之道。当年为拍《女篮五号》，她在“教练”刘琼的悉心点拨下，练了一阵篮球，由此对体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如今尽管已上了年纪，但只要一有机会，她还要在由老艺术家组成的“古(稀)花(甲)篮球队”亮它一手。
和其他艺术家一样，在进入中老年之后，秦怡尤为注意形体锻炼。她练功的宗旨是：不拘一格，松弛、随意。她不仅学习了“八段锦”，还通过电视等途径学习各种健身体操。她每天清晨都坚持锻炼半小时，并已形成了规律。
这些年，各种保健观念层出不穷，搅得人茫然不知所措。秦怡可从不人云亦云被人牵着鼻子走。她认为，在健身方面，各人都可以在实践中摸索，总结最适合自己的锻炼方法，千万不能随大流。锻炼也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否则终将一事无成。
住平房时不管多么忙，她都坚持饭后走2000步，还总结出自己的一套理论：先500步可使肚子不胀，再500步则有助于肠胃消化，最后1000步是一种放松的锻炼。住进高楼后，她又因地制宜，摸索出一套“高楼立体锻炼法”，具体讲就是先慢慢下楼，这比平地行走更有利于消化;再在户外有节奏地漫步2000步，活动腿部肌肉;最后健步返回居室。此后她一直坚持下来，风雨无阻。
谈到养生之道，秦怡的回答是：一是精神上永远乐观;二是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她说，一个人有4种年龄，即自然、生理、心理、社会年龄。出生和生理年龄不可选择，但心理和社会年龄可塑性很大，人的年龄逐步增大，这是不可抗拒的，但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而松垮下来，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衣服也拖沓起来，不仅会给人一种苍老的印象，而且本身的自我感觉也会越来越显得苍老。我就不是这样，从精神上说，无论什么情况下，我都尽量保持开朗、乐观。50岁时，我就设法保持三四十岁时的精神状态;60岁时，又要努力体现四五十岁的精神状态。一个人就始终充满了青春活力。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也相当重要。秦怡从年轻时起就一直视冷水为有效的“保养剂”，从暮春到深秋，坚持用冷水洗浴。这一习惯的养成一方面是由于过去外出在拍片时，常常没有热水供应，只好用冷水;另一方面坚持洗冷水好处不少，它可充分刺激肌肤，促使体内血液循环加快，从而有效地提高
皮肤的功能和弹性，使表皮细腻，减少
皮肤皱纹，人就显得格外有精神。正是由于秦怡这种精神和对美的追求，加上常年不懈的体育锻炼，使她在80高龄之际依旧双目炯炯，光彩照人，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10多岁。
经常参加各类社会活动、艺术活动，以及家务的拖累，使秦怡常处于忙碌之中，然而，她却善于动中取静，在紧张的活动之后，调剂一下自己的神经。比如，静坐下来画一朵花，添几片绿叶;或是找来一本中外名著，读一段精彩章节，以求得动静协调。
秦怡同时也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她说：“在磨难面前，关键是看一个人能否成功地进行心理调节，调节得好就能挺过来，否则就可能彻底被压垮。我先后生过4次大病，开过7次刀，患过脂肪瘤、甲状腺瘤，摘除了胆囊，还得了肠癌，但我并没有被病魔压倒，反而成功地降伏了病魔，还被选为‘抗癌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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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怡自诩：
心态平衡是健康的基础
不论走到哪里，熟悉和不熟悉的朋友都会对我说“你的精神真好，你的身体真好……”我不知为什么会给人这样的印象?我也不知自己身体是否真好?有时事情负担过分重，我也感到很累，但稍事休息之后，我似乎又能马不停蹄一阵子。我并不懂得什么是养生之道，许多朋友送的补品，往往因没有时间或是忙就忘了吃。
在我几十年的生活中曾患过三四次动手术的病，其中最重的一次是在1966年春节期间。由于那时大家都很忙，又是“文革”爆发的前期，住院之前，我没有和任何人联系，只是写信给四清工作队，把许多属于我应该完成的还未完成的事交付给其他人，并把要送给农民的毛裤毛衫等东西捎去。我在手术之前似乎一点也不紧张，手术时我的血压完全正常，尽管手术时间很长，输血的血都用完了,临时又去取血。(这一切都是后来麻醉师告诉我的。他还说，她以为我一定活不长，没想到我活得这么好!)手术后因对止痛药过敏，我没有注射止痛针，术后两三天的痛苦很难熬。正值此时，电台播放《人民日报》一篇关于焦裕禄同志的报道，我听后，比任何药物都好，我的精神完全转移到这篇报道中了。两三天后，我还一直想着焦裕禄同志的事迹。他的精神力量，鼓舞我一辈子。
手术后一星期，瑞芳大姐来看我，告诉我她就要去北京，参加一个戏剧代表团赴日本访问，她让我安心养病。不久以后我收到了由上海市委宣传部白彦副部长带来的邓颖超大姐的信，信中这样鼓励我：对于疾病要“既来之，则安之，一个共产党员要面对现实，无所畏惧，对病魔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在战术上要重视之……”邓大姐的教导和亲切关怀，看来很简短，但意义重大深远，不仅对疾病这样，对待一切艰难困苦，都应以这样的心态去克服。病后不久就“文革”了，大姐的话一直在我心中回荡，我不仅克服了疾病给我带来的困难，而且毫无顾虑地去干校劳动了两年。
人生倏忽，一晃我已年逾八旬，但仍然工作不断，甚至比过去更繁忙，家务也无法减轻，孩子已进入中老年，一病接一病，还有其他琐事，那么我又怎样从这样的生活环境中解脱出来呢?当然我不可能不管，不去作具体的处理，但我可以调剂自己的心态。首先不要愁眉苦脸，正视现实，面对现实，要想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去解决矛盾。正如《傅雷家书》中所述：“只要高潮不过分使你紧张，低潮不过分使你颓废，就太好了。太阳太强烈会把五谷晒焦，雨水太猛也会淹死庄稼，我们只求心理平衡，不至于受伤而已……”这些话真让人得益匪浅。
心态平衡是健康的基础，精神因素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自己也算得出一种养生之道：心理当生理的调剂，物质与精神的调剂都不能偏重一方又轻视另一方，即使是有病的人，能配合治疗，能有精神寄托，病痛好起来也快。
（责任编辑：苏菲菲）
